「大禹治水图」玉山

　　「大禹治水图」玉山（图23），高224厘米，宽96厘米，铜座高60厘米。此玉山的玉料采自新疆叶尔羌密勒塔山，清秤重10,700斤，是清代回部贡玉中最大的一块，也是「玉石之路」开通使用6,000年内运至内地的最硕大的一团玉璞（未经琢磨的玉）。干隆帝决定以唐画「大禹治水图」为蓝本雕作此玉山，并将玉料发往扬州，由两淮盐政觅匠完成。自干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1781年－1787年），历经六年，扬州玉匠付出无比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终告竣工，运抵京师后陈于故宫乐寿堂后间，至今仍在原处。

　　玉山正面上方阴刻「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印；背上方阴刻弘历御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御制七言诗及其注文。诗322字、注文1212字，均由苏州刻字名工朱永泰镌刻。

　　此玉山正面刻画大禹率众奋斗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情景，完全出自古人的想象，不必苛求。需要提出的是，扬州玉工面对万斤巨材，是用何种工具、何种方法完成如此繁重的碾琢任务？至今仍是一个谜，但我们知道扬州玉工们正是以大禹治水的精神雕琢这座玉山的，在它面前，人们会油然而生出敬佩与感叹之情。无庸置疑的是，此玉山是一件彪炳史册的玉坛丰碑和无以伦比的玉雕艺术珍宝。

图23　「大禹治水图」玉山

仿古玉器

　　仿古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艺术思潮和创作活动，主要特点是时人仰慕古人在极盛时代所创作的不朽杰作，并从艺术上加以摹仿，再创具有新意的作品。仿古玉大致始于宋、盛于清，主要倾向是仿青铜彝【音：（普）yi2，（粤）ji4 儿。义：彝器：古代宗庙常用的礼器的总名，如钟、鼎、樽之类。】器的造型与纹饰（图24）。宋、元、明三朝的仿古玉均不见款识（在器物上所刻的文字），唯干隆古玉多加「干隆仿古」等款识以区别于时作玉。干隆仿古玉有其时代需要，干隆中期弘历南巡时看到苏州专诸巷玉作坊的标新立异的「新样」、「巧样」玉器之后非常反感，称之为「玉厄」，提倡以仿古的方法纠偏反正。

　　另一方面，仿古玉往往还包括民肆为谋取高额利润而仿照古代玉器碾琢的伪古玉，以假乱真，骗取钱财。明代苏州玉坊造伪古玉的主要方法，是用次等玉材仿造汉、宋古玉器。还有的用烧古色彩的方法对仿古玉加工染色，如用琥珀烫、血沁【注③】、黑漆古、鸡骨白、牛毛纹等伪色和伪伤欺骗购买古玉者。干隆十八年（1753年），弘历都险些被一件清代烧伪沁的双童耳玉杯所骗，误认为是汉代玉器，后经请教南匠姚宗仁，方知该杯为姚宗仁的祖父所造。干隆帝对此事感慨不已，特御制《玉杯记》一文以纪之。

　　仿古玉和高档伪古玉都有特殊的审美价值，要区别对待，客观地加以评估，不应一律视其为「垃圾」。

图24　玉贯耳瓶（元代）

痕都斯坦玉器

　　「痕都斯坦」四字由干隆隶定，即波斯语「印度」之意。痕都斯坦玉器是指产于北印度的玉器，从干隆初由南疆回部官员及驻疆大臣贡进内廷。18世纪北印度正是莫卧儿帝国，痕都斯坦玉器也就是莫卧儿帝国玉器。

　　痕都斯坦玉器是受到中国明中期玉器艺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有着阿拉伯的造型、西方莨菪科植物大卷叶装饰，薄胎，多嵌宝石或金银丝，具有伊斯兰风格（图25）。干隆帝非常喜爱痕都斯坦玉器，多次赋诗加以赞赏，他还不遗余力地在国内推广这种玉器，命内廷及苏州玉作仿造，有关制品尚有留传至今者，「大清干隆年制」篆字款和阗绿玉双擎烛台即其一例。此烛台造型、纹饰，均与痕都斯坦玉烛台雷同，但其玉料与作工有别，确为清宫廷玉作仿制痕都斯坦玉器的典型例证。

　　上行下效，痕都斯坦玉器很快流入京都民间玉肆，被称之为「蕃作」，模仿之风日益炽烈，于是玉坛上出现「仿蕃作」的新型玉器，尤其莨菪科植物多歧大卷叶的影响颇为深远，并成为北京玉器的一大特点。

图25 玉萱花四格盘，盖面及盒外壁通体凸雕萱草花纹，盖顶及柄皆作花蕾形。类似样式的花瓣形盒，在痕都斯坦玉器中多有发现

 

【注①】玉琮的用途　琮的形状为外方内圆，中央作圆筒状，外周呈正方或钝角四方形。玉琮的用途，古今说法不一。有的学者根据玉琮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认为它与古老的殓尸风俗有关，也有的学者认为琮的方圆表示地和天，是礼地之器。新石器时代是制作和使用玉琮最繁盛的时期，此后随着制玉业的发展，玉琮数量却渐渐稀少，可能它在古代礼制中其功能逐渐被其它礼玉所取代。

【注②】捺钵　契丹语，契丹人是依牧草生长及水源供给情况而迁徙的，而由契丹建立的政权辽国，其统治者为四时出行而在各地修建的营地，称为捺钵，以作为御寒和避暑的场所。

【注③】血沁　古玩界对古玉呈现的与玉本色不同的次生颜色，叫做「沁」。玉器上有后天的色变，是由于长期埋在地下，受到地压、温度、湿度以及有机的、无机的物质的作用，某种化学元素侵入玉肌造成的。此外，墓葬中的古玉受尸血浸蚀，也会呈现暗红色。沁色与铜器的锈色一样，可供人玩赏，故此仿古玉器大多会进行人工仿沁。